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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必然要求。这一重大命题，规定了宗教传承的方向与边界，揭示了党的宗教工作与国家性质、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

从共性规律看，宗教与其所处国家、社会相适应，是宗教存续与演进的普遍法则。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既有精神信仰维度，也深嵌于具体的制度环境、价值体系与文化传统之中。任何一种宗教要实现健康传承，必须在本土政治制度、主流价值、社会秩序与法律规则之内找到“安身立命”之道。这是跨文明、跨时代的普遍经验。

从全球视角看，国家处理宗教关系的主线，是构建以价值认同和法治秩序为基础的良性机制，旨在将宗教转化为增进公共利益的建设性力量。如，在欧洲中世纪后期至近代早期，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基督教逐步与国家建构相适应。宗教改革既反映了社会政治力量的重组，也推动了政教关系的重塑，宗教从凌驾国家逐步回归社会与国家秩序之内，形成了政教互动、相互制衡又彼此依存的新格局。伊斯兰文明中，不同国家根据本国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对教法和宗教实践作出不同调整，以实现社会稳定和宗教秩序的统一。在现代社会，宗教治理方式普遍走向法治化管理，通过制度保障宗教信仰自由、规范宗教行为，实现宗教与国家制度和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就中国历史而言，外来宗教走向本土化，最终都必须深层融入中华文明。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原后，围绕僧俗关系与政教边界展开持续的本土化阐释：从东晋时期慧远提出“沙门不敬王者”主张到隋唐时期佛教律学的发展，与度牒、僧籍、戒坛等制度相配合，逐步形成了国家依法规范管理、僧团依戒自律的宗教治理格局；再到佛教“报四重恩”思想广泛传播，把爱国、孝亲、济世等伦理融入佛教修行实践。中国佛教在长期发展中，不断适应国家制度和中华文化，逐步形成了既出世又入世、与社会相协调的发展道路。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学者发展出“以儒诠经”的传统，用儒家语言解释伊斯兰教教义。明末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则主张尊重儒家礼仪，以适应中国文化的方式传播天主教。这些努力都体现了外来宗教在中国积极探索与本土文化和谐共处的发展路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化”是外来宗教健康传承的必由之路。

从个性特征看，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与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宗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根本保证就在于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要在党的领导下，健全宗教工作体制机制，推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社会协同、宗教自律的宗教事务治理格局。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宗教工作全过程，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强化体制规范建设与基层基础工作，形成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强大合力。在价值层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最大公约数，使广大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共同价值上同向同行；在文化层面，要植根中华五千年文明，推动我国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感；在法治层面，要完善相关法规和政策，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推动严格执法，切实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要特别重视价值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自觉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价值引领必然伴随文化融通。只有扎根中华大地、浸润中华文化，宗教才能健康传承、行稳致远。

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宗教界主动作为、自我变革至关重要。要充分激发宗教界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支持宗教界在教义教规、管理制度、礼仪习俗、行为规范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适应时代要求，提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水平，增强内生“免疫力”。宗教界应主动作为、自我变革，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强调“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为了从根本上明确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的政治方向和制度基础。在这一性质定位下，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既是我国宗教健康传承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只有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才能促进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为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

(蒲长春，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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